文学类毕业论文：“现代文学与中国经验”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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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类毕业论文：“现代文学与中国经验”笔谈

        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把1920年代的“乡土文学”同时名之为“侨寓文学”。这双重的命名饶有意味。如果说“乡土文学”意味着批判眼光与乡愁的交织，“侨寓文学”则似乎指明一种寄寓都市，难回故土的割离。这种难返与其说是身体上的，毋宁说是精神上的，准确地说或可称之为“脱嵌”——从那个“老中国”的伦理、社会、生活秩序中脱离出来，按照“合理”的蓝图去创造新社会和新人。然而，矛盾的是，基于改造现实、改造国民性的愿望，“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可“侨寓”的状态、“脱嵌”的倾向使他们艰于再嵌入要改造的那个对象，从其内生的脉络来理解它，进而扭转它、改造它。这使得新青年的书写实践对于中国社会而言更多是一种意识性的批判力量，却难以转化为广泛的社会组织性力量。他们的再组织多基于志同道合者的实验，新组织(团体、政党)与旧社会的隔膜阻碍着他们在广阔的社会变动中发挥组织、引导的作用。虽然很多新青年对“老中国”的生活是熟稔的，并且因为精神的距离感反能产生有穿透力、批判性的描写与认识。但“再嵌入”有异于认识、观察，它需要有效介入多元、复杂的社会构成关系，介入民众的生产与生活，从社会生活“动”的、“活”的关系、进程中看出生活的面目与可能，从人与人的互动、激发中认识民众的内里、底色。同时，“再嵌入”不意味着回到旧秩序，而是从对传统关系的内在体认中生成调动、转换与引导的力量。因此，“再嵌入”构成了新文化场域所养成的进步力量蜕变为改造中国社会的主力时必经的考验。

        “再嵌入”过程之艰巨、曲折与中国革命之为“漫长的革命”所特具的挑战性互为表里。革命愈是深入，愈是扩展，这一要求就变得愈是迫切。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可以把***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简称《讲话》)看成这一中国革命急迫要求的集中呼唤。从40年代直到70年代，《讲话》中最耳熟能详，被视为“第一原则”的是如下这段话：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①

        “文艺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之所以当年被普遍认为不仅是“文艺工作中的根本问题”，而且“在其他一切文化思想工作中和革命工作中同样是根本性质的问题”，正基于它意图正面阐述进步知识分子、革命先锋队找到一条与民众重新结合起来的道路之必要与急迫。就此才能促使革命从少数人的先锋政治变成多数人的政治、群众的政治，将被排斥于现代政治之外的黎民百姓、普罗大众纳入政治进程中，创造一种名实相符的“人民共和”。而经由打造一种群众政治的理想状态又令群众对革命者构成一种反向启蒙。所谓“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正是把身体力行地“再嵌入”基层社会、工作的“诚”与“真”标定为达成意识转换的先决条件，以深入群众的深度来锚定后者的真伪。由此，这种深入其实超出“观察、体验、研究、分析”的范畴，它必须以深度介入基层工作为前提，学会走“群众路线”、做群众工作，从日常、细琐的工作所连带出的人情事理、互动状态中，内在体认民众的精神、情感、行为、诉求，形成新的群众理解和新的社会感；又从奋力工作所调动出的现实之“可变”中领会由旧变新的动力、潜力。为此，在落实《讲话》所展开的实践中尤为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先深入工作，才能深入生活，而且要抱定长期深入的决心。1943年为贯彻《讲话》所推动的文艺工作者“下乡运动”中就提出，要打破做客观念，真正参加工作，不要固守作家、文化人身份，而要把自己当作当地一个普通工作人员。要在工作中体验生活而不要抱收集材料的态度，要抱长期工作的态度而非暂时工作的态度。②这成为日后制度化的“深入生活”创作机制的一个硬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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