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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自考本科论文 外商与我国乡镇企业的合资策略分析

2018-04-26 15:17:16
来源:湖南自考网
外商与我国乡镇企业的合资策略分析


摘要:本文分析了外商与乡镇企业建立合资企业时的影响因素,对影响外商选择合资伙伴的成本、市场和信任等三个因素进行了讨论,通过对800多件合资项目的分析证明:追求总体利益的最大化是影响外商对乡镇企业进行投资的最重要因素,而战略性考虑和信任因素对外商对乡镇企业进行投资也有重要影响。同时,它还检验了把来自港澳台等亚洲的投资者归入短期博弈型投资者、把来自欧美地区的投资者归入长期博弈型投资者的分类法的适用性。引 言

中国是吸引外资的最重要的国家之一,这种地位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形成了比较丰富的文献。这些文献涉及到广泛的研究主题,合作伙伴的特性对合资合作战略及效率的影响,无疑是讨论最多的主题之一。但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受到中国人广泛关注的企业特性却被忽略了。从政府的立场看,产权制度无疑是影响我国企业地位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它一直是影响企业分类的重要依据。以此为据,我国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城市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等类型,这些企业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社会上、抑或从政治上看,都存在着差异,我国的一些政策也是基于这种分类来制订的。尽管这种分类有中国特色,但极少的研究关注到这些不同类型的企业对合资合作的影响,比较它们之间的差异。本文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外商与乡镇企业的合资合作上。

乡镇企业的发展,无疑是我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之一(Monilka Schaler,1990),它对于吸引我国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提升我国的城市化水平,都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乡镇企业在吸引外资上的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乡镇企业以其灵活的机制、低的劳动力成本和简单的劳动关系,越来越成为外商偏爱的合作伙伴。尽管如此,对乡镇企业利用外资的研究还是十分不足的,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也显得严重匮乏。本文将集中研究外商对乡镇企业的投资行为,以期了解哪些因素影响了外商选择乡镇企业作为合作伙伴。

投资激励与合作对象的选择

外商对乡镇企业的投资,从1992年就开始迅速增加,到1996年达到了最高峰。1996年,乡镇企业合同利用外资达到了8.049亿美元,占到了全国合同利用外资的12%,同期乡镇企业实际利用外资占到了全国实际利用外资的9%。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和我国对外资政策的调整,1997年来我国利用外资的数量有所减少,乡镇企业合同利用外资从1996年开始出现下降,实际利用外资的数量从1997年开始减少,都比全国早了一年。

我国有很多企业形式,外商为什么选择乡镇企业进行合作伙伴呢?这是本文力图回答的问题。为了解释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机,学术界提出了种种理论假设。其中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主要有四种,即不完备市场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内部化理论和折中理论等。不完备市场理论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发挥其投资所在地竞争对手所不具备的某些优势,同时保持对企业竞争优势的一种控制权。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从产品创新和区位选择关联性的角度,解释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然性,从而有别于不完备市场理论假设。内部化理论把对外直接投资的存在看成是企业用内部交易代替市场交易的结果。英国学者邓宁在前入研究的基础上,把市场不完备理论、内部化理论和区位论烩于一炉,提出了一个自称的折中理论,作为分析对外直接投资成因的理论框架。邓宁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形成必须同时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在跨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与投资所在地的企业相比,跨国企业必须具备投资所在地企业所没有的所有权优势或称企业专有优势。第二,企业必须能够从内部化中获得好处,这样企业才不会用诸如特许生产协议这种外部市场的形式出让企业的优势,而是通过直接投资、保持企业优势的内部化。第三,投资所在地必须具有特别的区位优势,包括要素成本优势、接近市场、经济结构、法律、社会和政治框架等。

上述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机进行了解释,多种理论的存在说明了外商直接投资动机的复杂性。但艾伯认为,无论外商进行合资的动机多么复杂,都可以归入下列两种类型中的一种:一种动机是通过合资的渠道,获得良好的市场进入,增加收益;另一种动机是通过合资降低生产成本。合资帮助企业接近互补性资源。有能力或可以运用某种资源。成本的削减可能来自规模的扩大,也可能源自特殊的环境或者能使用更廉价的资源(Mark Ebers,1997)。

吴能全教授曾研究过外商对我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动机。他调查了116家合资或独资企业,发现劳动力成本、保证产品或服务质量、打开中国市场被外商投资者列为最重要的三种动机,其他的动机还包括获得原料供应、降低风险、降低关税等(吴能全,1995)。吴能全教授发现的这些动机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与产品有关的动机,二是与市场有关的动机,还有一种与某种特殊的激励相关(Lynette Kemp,1987);与某种特殊的激励相关因素,是和降低成本相联系的。

知道某种动机对于理解合资行为是十分重要的。但仅此并不能完全解释合资合作行为,因为并不是具备这种动机和有这种机会的,企业都实现了合资合作。它并不能完全解释,外资企业为什么选择了这家企业作为合作伙伴,而没有选择另一家企业。卡松和克斯指出,把注意力完全放在动机上,会忽略公司是如何发现其新的合作伙伴和在与这些伙伴进行合作时是如何克服恐惧的。大量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在研究经济交换时,必须把信任作为一个关键的要素进行考虑。信任极其重要,没有人会和他们完全不信任对手进行交易(Mark Casson and Howard Cox,1997)。

公司进行合作时,由于合作伙伴行为难以预测,会面临很大的道德风险以及由于合作伙伴的机会主义行为引致的机会主义成本,公司必须知道他们合作伙伴的存在,了解他们的需求和要求,他们也需要有关这些合作伙伴的可靠性信息。面对其伙伴的不确性,公司经常借助现有网络,以降低信息获取的成本,克服机会主义风险。格兰洛维特注意到,经济单位偏好和那些名声好的个人进行交易,实际上几乎没有人依赖一般的道德(generalized morality)和制度安排去避免麻烦,他们或者借助可信赖的信息提供者,这些信息提供者和他们潜在的合作伙伴过去打过交道;或者通过他人过去的经验去找到可信赖或有效的信息(Ranjay Gulati,1998,Granovetter,1985)。

图1描述了分析的框架。它把投资者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短期博弈型,一种为长期博弈型。短期博弈型投资者关注与生产有关的成本,或为某种特殊的政策所激励,谋求短期的成本优势。长期博弈者,关注长期利益,是为了进入我国的市场潜力所激励。短期博弈者基本上是资源指向型和效率指向型的,长期博弈者却是市场指向型和战略指向型。但仅有这些激励是不够的,只有那些找到了可信赖的合作伙伴的外商,才会在中国建立合资企业。


图1 合作的过程 

 经验资料

1.模型

根据前面的讨论,我们设计模型如下: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其中i代表年份,j代表地区,因变量是投资项目的外商投资规模大小。自变量包括产品销售利润率(PTV)、百元产值工资率(Ptw)、市场规模(Mar)、合资期限(DUR)、外商投资的比例、上一年利用外资的规模。市场规模、合资期限、外商投资的比例等三个变量代表外商投资是否是战略型,其中市场规模用城市居民的消费性支出代表。市场规模越大、合资期限越长、外商投资的比例越大,越表明外商投资是战略取向型的,外商越可能进行的是长期博弈。产品销售利润率、产值工资率代表外商投资是否是短期博弈,产值工资率越低、产品销售利润率越高,外商投资规模越大,表明外商投资就越可能进行的短期博弈。上一年利用外资的规模用以衡量外商对合作伙伴的信任程度,因为上一年利用的外资规模越大,表明外商对该地区的了解越多,外商对这个地区的信任程度就越高。

2.数据

1992年以前的《中国乡镇企业年鉴》,仅有外商对乡镇企业在固定资产投资方而的数据,直到1994年《中国乡镇企业年鉴》才包括了乡镇企业利用外资情况的完整统计资料。本文使用的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本研究运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6―1996年的资料,建立了一个数据库。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提供的利用外资方面的数据,其优点是提供了中外合资项目的登记数、合资的期限、规模、外商投资比例、行业、外商来源地等信息,而且资料有连续性。但也有几个缺点,一是它没有包括所有的合资项目,一些小型的项目没有被包括进来。二是《年鉴》中没有包括各合资项目的有关成本与效率的数据。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本研究还利用了《中国乡镇企业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等有关的资料,计算各个地区各个年份的销售利润率、产值工资率和各地利用外资企业的规模。

《年鉴》的另一个不足之处,是并没有标明与外商进行合资的中国企业的性质。但在登记的合资项目统计中,提供了具体的企业名称,企业的性质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通过名称判断出来,但并不十分准确。为了避免误差率过大,本研究仅分析了能比较明显地鉴别出来的844份登记的外商与县以下乡村企业签订的合资协议和965项登记的外商与位居省城以上的国有企业签订的合资协议。

3.样本企业构成

(1)投资来源。与乡镇企业开展合资的企业来源地比较集中,主要来自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占到了分析样本数的68%,其他亚洲国家占10%,两者加起来,来自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企业占到样本企业的80%。美国和欧洲虽然也是重要的外商来源地,但数量相对较少(见表1),这和整个国家利用外资的格局是一致的(NigelCampbell,1990)。 

表1 以国家或地区进行分类的投资来源 (%)
 

(2)责任模式。到我国投资包括两类投资者――短期博弈者和长期博弈者。短期博弈者依据当前的利益行动,或是为了降低成本,或是为了获得某种特殊政策优惠;长期博弈者追求市场进入,看中的是潜在的市场。由于具有不同的投资动机,所以他们承担责任的模式也存在差异,追求成本优势的投资者主要从事的是小规模的、短期的投资;追求市场进入优势的投资者从事的更多是长期的、大规模的投资。

以数据库为基础进行的分析表明,乡镇企业合资的平均年限是18.76年左右。来自亚洲国家或地区投资者的投资年限,少于与来自在欧洲国家的投资者;他们与国有企业的合资年限都长于和乡镇企业的合资年限,平均年限达到了21.75年。与国有企业进行合资,年限超过20的占28.9%;与乡镇企业进行的合资,年限超过20年的只占22.8%(见表2)。

表2 乡镇合资企业与国有合资企业的合资年限比较 (%)
 

投资比例,同样表明投资方承担责任的大小。外商投资比例少,表明外商承担的责任少,对管理的控制权也小。从变化趋势看,1992年后无论是乡镇合资企业,还是国有合资企业,外商投资的比例都提高了。但乡镇合资企业的外商投资比例,高于合资国有企业,平均达到了50%。这反映了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比,更加重视企业控制权争夺(见图2)。


图2 乡镇合资企业与国有合资企业的外商投资比例的比较 

(3)行业分布。乡镇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而且以轻工业为主,所以乡镇合资企业也集中在轻工业中。按行业分,纺织、非金届制品、服装及其他纤维产品属于第一组,它们占到合资企业数量的30%(见图3)。


图3 乡镇合资企业的行业分布 

(4)地区分布。乡镇合资企业主要集中在沿海一带,尤其以广东、江苏、福建、浙江最为突出(见图4)。


图4乡镇合资企业的地区分布 

4.统计结果

表是利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统计的结果。模型1只包括了合同期限、外商投资比例和市场规模三个自变量。这三个自变量只能解释外商投资规模变异的14%左右,所有变量的影响在1%的水平下是显著的。模型2包括了合资期限、外商投资比例、市场规模、销售利润率及产值工资率等自变量,增加效益指标后,模型对外商投资规模的解释力上升到了31%,但产值工资率、市场规模的影响在1%的水平以下,其影响是不显著的。模型3包括了合资期限、外商控制权、市场、销售利润率、产值工资率及上年利用外资的规模等变量,增加上年利用外资规模的变量后,模型的解释率由31%上升到34%左右,除产值工资率和市场规模影响在1%的标准下影响不显著外,其他变量的影响都是显著的。

结论

外商到我国进行投资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短期博弈型,一种是长期博弈型。短期博弈型主要为低成本和一些特殊的政策所激励。长期博弈型是战略指向型,主要目的是优先获得市场进入机会,从而对竞争对手形成进入障碍。过去的研究表明,来自港、澳、台的投资多是短期博弈型的。如卡斯特认为,来自港澳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到我国进行投资,建立合资企业的动机主要是为了获得与生产相关的优势。亚洲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的竞争优势主要依赖的是较低的生产成本和富有弹性的生产制度。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产品的价掐低建立在低工资的基础上、较低的工资使亚洲新兴工业地区赢得了竞争优势,奠定了扩大产品出口的根基(Manuel Castells,1998)。进入80年代,亚洲新兴工业地区的工资开始上升,从而推动这些地区或国家的企业到其他地区或国家去寻求降低成本的机会,以继续保持竞争力。我国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为这些国家或地区到大陆进行投资提供了机遇。但是这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其技术的进步并没有与大量的财富积累同步进行,所以,亚洲新兴工业地区的技术领先的产业不多,来自这些地区或国家的绝大多数投资者承认,在和美欧等国的投资者进行竞争时,并没有什么技术的优势,日本除外(吴能全,1995)。所以,大量研究的基本结论是,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低是吸引亚洲新兴工业地区投资者的最主要因素。

本文通过对1986―1996年的800多家乡镇合资企业的分析表明,与乡镇企业开展合资的企业来源地比较集中,主要来自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占到了分析样本数的68%,其他亚洲国家占10%,两者加起来,来自亚洲国家或地区的企业占到样本企业的80%。美国和欧洲虽然也是重要的外商来源地,但数量相对较少,这和整个国家利用外资的格局是一致的(Nigel Campbell,1990)。但统计检验的结果表明,影响外商与乡镇企业的合资行为的因素,既包括短期利益的刺激,也包括战略指向,也就是说来自亚洲地区的投资者既有短期博弈型,又有长期博弈型,不能完全把来自亚洲的投资者归入短期博弈型。外商投资于乡镇企业所追求的利益是总体利益的最大化,但在影响利益的因素中。低的劳动力成本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外商进行长期博弈型投资时,其博弈的策略并不是通过靠近市场规模最大的地方进行投资,其邻近地区市场规模的大小对外商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长期博弈型投资者同样会选择那些能获得较好经济效益的地区进行。近年来国外学者比较强调的信任这个影响投资行为的这个因素,对外商投资于乡镇企业的行为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其重要性比不上利益因素和战略因素。

表3 影响外商投资规模的因素
 
括号中的数字为T值,*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双侧检验)。

作者:张其仔来源:《乡镇企业、民营经济》200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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