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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自考行政管理专业本科论文:山西票号与中国商业革命

2018-03-15 10:55:43
来源:湖南自考网

湖南自考行政管理专业本科论文:山西票号与中国商业革命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山西票号或山西银行,是指包括明清山西商人经营的当铺、钱庄、印局、账局和票号在内的各种金融企业;中国明清时期发生的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与欧洲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是平行发展的;两个革命最突出的表现之一是中国白银净流入,中国商品净输出;山西票号为这两个革命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但是中国却没有很快进入工业社会,而且连山西票号也垮台了,根本原因在于山西票号没有与时俱进的金融制度创新,清政府没有与时俱进的社会经济制度创新。
                一、山西票号、山西银行
在明清时代,中国商业、手工业迅速发展,异地贩运贸易十分活跃,已经形成了许多商帮,如山西帮、徽州帮、陕西帮、广东帮、山东帮、洞庭帮、江右帮、宁波帮、龙游帮、福建帮等等,其中山西帮活动舞台最大,资力最强。山西商品经营资本的发展,分离出来了货币经营资本,其主要组织形式为当铺、钱庄、印局、账庄、票号等金融企业,遍布全国各地乃至亚欧一些国家。外国人把这些金融机构统称山西银行。当然,在国外,有的山西金融机构直接注册名称就叫银行,如山西祁县合盛元票号在日本、朝鲜挂牌“合盛元银行”。
1909年日本出版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编写的《天津志》记载:“汇票庄俗称票庄,总称是山西银行。据说在一百多年以前业已成立。主要从事中国国内的汇兑交易,执行地方银行的事务。”“原来,山西人在中国人中朴实勤奋,再加上山西有大量的铁和盐等物产,财力丰富,因而在中国各省无一没有山西商人的影子的。这些商人,经常在商业界崭露头角。这就是山西银行的势力形成的原因。”“天津的山西银行,也就是票庄,有下述二十六个字号……”(山西地方志资料丛书之九《山西历史缉览》,山西地方志编篡委员会,1987年)。
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说:“在外国人来到以前,在最上层信贷的转让,是由钱庄经手,这些钱庄集中于山西中部汾河流域的一些小镇。山西银行常常靠亲属关系在全国设立分号,把款子从一个地方转给其他地方的分号,为此收取一些汇水”。“在上层和低层之间还有几类大大小小的外国人称为地方银行的钱庄。小钱庄可以服务于它们所在地的社区,大的钱庄则常和分布在通都大邑的地方银号有往来”(《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
事实上,这些金融机构虽然最初是经营单一的金融业务,比如,当铺经营消费抵押贷款;印局经营短期或临时小额信用贷款,借款还款要盖印;钱庄经营钱币兑换;账局经营贷款业务;票号经营异地款项汇兑业务。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很快也经营了别的金融业务,存、放、汇、兑综合经营,当然还重点保留着各自的传统业务。所以,在广义上,用山西票号或山西银行代表山西商人在明清时代经营的各种金融机构,包括当铺、印局、钱庄、账庄、票号等金融企业,这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来说,都是可以的。狭义上的山西票号是指山西商人经营的以异地款项汇兑为主要业务的金融机构。
二、商业革命
在世界历史上,16世纪-18世纪(明弘治十三年——清嘉庆年间)的300多年间,世界贸易的发展对经济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在这个时期,商业扩张,市场扩大,商品关系和商业组织飞速发展,重商主义思想形成并发展,它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前奏曲,是农业经济社会向工业经济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历史上称为商业革命。商业革命的标志,一是国际市场的形成;二是货币金属与商品数量比例变化引起的价格革命;三是企业组织制度的一系列创新;四是适应商品交易扩大和企业扩张的金融革命;五是重商主义的出现。
商业革命是从13-14世纪就开始酝酿的,在中欧及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城邦首先发展起来。随着地理大发现,国际贸易路线的转移,欧洲进入了商业革命阶段,直到工业革命及工业社会的产生。中国的一些城市,如长安、开封、并州、杭州等,在唐、宋、元时商业同样很活跃。15世纪以后,即明、清时期,北京、广州、平遥、汉口、苏州、杭州等城市商品活动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被经济史学界认为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阶段,实际上也是中国的商业革命,它与欧洲商业革命是平行发展的。这场商业革命的直接后果,是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城市化的发展。一位西方学者在回顾18世纪以前几个世纪的情况时,对当时的中国作了一个总结:“中国的经济已经商业化了,这种发展的一个标志就是经营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如介入跨地区贸易的钱庄、字号和商会的成长,以及地方市场网络密度的增加,企业家才干的提高。“可以得出结论:在中国前现代化的最后三个世纪里,涌现出远比以前多得多的私人经济组织;这里既有量变,也有质变。特别是,乡村工业通过愈益细密的市场网络而得以协调,城镇工业通过这个网络而获得原料和顾客并形成大批雇用工人的新结构”(佛兰克:《白银资本》,第299页)。费正清先生说:“中国在18世纪,如果不是更早些的话,已经有了一个真正的国内市场,任何一个地区的供应品,可以用来满足其他任何地方的需要,……好比说欧洲文艺复兴的开端,或者中国商业革命的起步。……中国国内市场的兴起可以从各种专业化的商人群体的成长来衡量,诸如批发商、零售商、走南闯北的行商,上层都还有层层的掮客和代理人,他们为不同地区间的贸易服务”(《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国内外有很多论著对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以及整个欧洲市场商业的革命性变化讲了很多,而对亚洲方面,比如中国市场的发展,只讲南方沿海及长江中下游的商品经济发展,对中国北方市场的发展及通过陆路对欧洲贸易则谈得比较少。其实,中国北方的商品化、城市化发展在明清时期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
明代北方的商品化、城市化发展,与明朝北部边防建设有一定联系。当时长城沿线驻军80余万人,军马30多万匹,每年军需物质供应浩繁,政府实行开中法,以食盐贸易特许权,带动了物质北上,推动了农业的商品化。日本学者寺田隆信先生在他的《山西商人研究》一书对此有比较详尽的研究。我在拙文《山西商品经营资本研究》也讨论过当时北方商业贸易的情况。据史料记载,明代宣府镇“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如云南京罗缎庄、苏杭罗缎庄、潞州绸庄、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棉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贾皆争居之”(《宣府镇志》,嘉靖版,卷20)。至于北京,更为可观,据中国人民大学李华教授1961年实地考察,“北京的工商业会馆,成立于明中叶的很多。如山西平遥颜料商所建立的颜料会馆……当在明万历以前。……还有山西临汾、襄陵两县油、盐、粮商建立的临襄会馆。山西临汾纸张、干果、颜料、杂货、烟叶等五行商人建立的临汾东馆(亦称临汾乡祠)。山西临汾商人建立的临汾西馆。山西潞安州铜、铁、锡、碳、烟袋诸帮商人建立的潞安会馆。浙江宁波药材商人建立的四明会馆。陕西关中商人建立的关中会馆等”(李华:《明清以来北京的工商业行会》,《历史研究》1978年第4期)。
自清康熙初平定葛尔丹叛乱后,经由内外蒙古和新疆的对俄罗斯及欧洲的贸易进一步活跃起来,满州里、恰克图、塔尔巴哈台都是很重要的市场。比如在恰克图,通过蒙古草原有一条中国通向欧洲的商路,即南方物质经长江、运河的水路到河南的周口、赊旗镇,经过清化——泽州——潞安——子洪口——晋中——太原——雁门关——黄花墚——杀虎口——归化——库伦(恰克图)——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由1768年叶卡捷林娜二世统治时期订立的条约规定下来的贸易,是以恰克图为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活动中心……”大约在1845——1847年以前,平均每年从这里输走茶叶4万箱左右,“1852年却达175000箱”。此外,还有“少量的糖、棉花、生丝和丝织品……俄国人则付出数量大致相等的棉织品和毛织品,再加上少量的俄国皮革,精致的金属制品、毛皮以及鸦片。买卖货物的总价值(按照所公布的账目来看,货物定价都不高)竟达1500万美元以上的巨额”,“运往恰克图供应1855年集市的茶叶不下112000箱”。“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点发展成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它变成了这一带边区的首府,荣幸地驻上了一位军事指挥官和一位民政官。同时,恰克图和距离它约900英里的北京之间,最近建立了直接的、定期的邮政交通来传递公文”(马克思:《俄国的对华贸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7页)。
恰克图市场在1723年(雍正初年)的商品交换额大约为100万卢布左右,1765年前后(乾隆中期)增至200万卢布左右,到1795年(乾隆末年)达到300万卢布以上,1796-1920年(嘉庆年间)增至600万卢布以上,道光咸丰年间持续增加,以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为例,经山西商人之手,输往恰克图的商品,仅茶叶一项达12万箱(每箱100磅)。这一年,从俄国输入的商品有:各种毛皮123万张,各种毛呢11000匹,天鹅绒117万张,亚麻布57万俄尺,羽纱2.6万俄尺。据统计资料,道光朝是恰克图市场的繁荣时期。这个时期,俄国对华贸易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40-60%,19世纪40年代贸易额有时超过60%,据《中俄贸易之统计的研究》,1844年,中国对俄商品输出入分别占全国商品输出入总额的16%和19%。对俄贸易仅次于英国,占第二位(参见拙文《山西货币商人在对外贸易中的贡献》,《金融贸易史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149页)。
1821-1850年,中国方面向俄输出每年约在800万卢布上下。俄国对华贸易的差额,是由一种白银的粗制品以“工艺品”的名义来支付的,因为当时俄国禁止输出白银。而这种粗糙的“工艺品”大部分是俄国从汉堡或莱茵河上的法兰克福输入的,称为汉堡银,其成色很高,被山西吸收后,铸成元宝银,投入国内金融市场(同上)。
中国的对外贸易,在北部边境,政府管理得较松;而在东南沿海,由于海上不靖,所以管理较严,很长时间只许广州十三行对外贸易。但是,实际上民间公开的或走私的贸易在当时是无法管住的。
另外,中国商人介入国际贸易有一个特殊的渠道,这就是纳贡贸易。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先生把亚洲历史看作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内部的纳贡关系和纳贡——贸易关系为特征的统一体系的历史”。他认为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与东南亚、东北亚、中亚和西北亚有一种中心——边陲关系……与邻近的印度贸易相联接”(转引自佛兰克:《白银资本》,中国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长期保持一种藩属纳贡关系,这种纳贡关系的基础是商业交换。也就是说,纳贡与贸易是相联系的一种共生关系,日本等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长期是靠纳贡使团获得的利润来维持的。同时,中国商人在东南亚的商业渗透以及海外华商的迁徒,与这种贸易网也是交织在一起的。滨下认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纳贡贸易,还有欧洲国家与东亚国家之间的中介贸易,从而构成了一个多边的纳贡贸易网,它从这个网之外大量吸收商品。据说,中亚商人经常带着仿造的公文,冒充政治使团去“朝贡”,其实是从事平凡的贸易活动,利玛窦就说过这类事,明朝官方文件也承认这些活动。浜下认为,纳贡团有一种地理等级:第一层是北方的朝鲜、日本;第二层是东南亚的各个地区;最后是葡萄牙和荷兰。“天朝”是天下的中心。这种中国与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西亚、欧洲及欧洲的殖民地以及这些地区之间的中心——边陲关系,构成了中国对外的贸易关系。总而言之,整个纳贡与地区间贸易是以中国的纳贡体系为中心,而且它具有自身的结构规则,通过白银的流通而实行着有条不紊的控制,这种涵盖东亚和东南亚的也联结着比邻的贸易区,如印度、伊斯兰地区和欧洲(参见佛兰克:《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169页)。
由于国际贸易的发展,商品交易数量的扩大,硬币的缺乏成为世界性问题。中国的银铜平行本位制度,在格雷钦规律的作用下,银贵铜贱,法定1两白银等于1000枚制钱(1贯),后来高到一千数百枚制钱才能换一两白银。新大陆发现后,美洲白银和黄金被源源运向欧洲和亚洲,硬币增加,引起物价上涨,又出现了价格革命。
在商业革命中,商业组织形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创新。在欧洲,合伙企业、特权公司、特许公司、股份公司相继出现。在中国,独资企业、合伙企业、股份制也应运而生。中国的股份制企业还多了一种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合作的股份制形式,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出钱者为东家,出力者是伙计,东伙共而商之。这也可以称为人力资本股份制(这种制度在西方是最近几年才出现)。
三、金融革命
17世纪末到18世纪,世界的金融工具、金融业务、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包括各种票据、商业银行、清算制度、证券市场迅速发展起来,开始出现了近代金融制度,这是商业革命的产物,又是工业革命的准备,可以称为金融革命。
金融革命的背景是商业革命。由于远程贸易的发展,交易量扩大,货币数量不足,引起信用和信用工具的需求和发展。信用和信用工具的需求和发展带来近代银行制度的产生和股票债券融资与交易市场的发展。和商业革命一样,金融革命在亚洲和欧洲同时发生。
在欧洲,汇票在中世纪就已经出现,但不能贴现,直到17世纪初逐步进入流通,才可以作为一种债权进行转让。16世纪法国政府最早发行债券。1553年俄国注册了俄国公司,160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最早发行股票。这一些已为大家公认。但是,中国在1718世纪的金融革命却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一讲金融的发展历史,言必谈欧美,似乎中国的金融工具、业务、机构都是舶来品,这是很不公正的。甚至有人说“我国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发展从1978年开始的”。
事实上,明朝中期,当铺、钱庄已经遍及大江南北,清代又有印局、账局和票号产生。当时中国的各大商帮大多经营有当铺和钱庄,但是都没有山西商人经营的当铺、钱庄数量多,地域广。早在1765年(乾隆三十年),仅苏州一地就有山西商人经营的钱庄81家(《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5页)。现在有名的苏州旅游景点“全晋会馆”,就是当年山西货币商人行会所建的会议场所。而且山西商人经营的印局、账局和票号,是别的商帮所没有的,特别是遍布全国各地以至国外的分支机构,更是其他商帮所不可能做到的。除了京城及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以外,在偏僻的边远地方,都有山西银行。如四川的巴塘、里塘、雅安、打箭炉,西藏的拉萨,云南的昆明、蒙自,海南的琼州,外蒙古的库伦、科布多,新疆的迪化,东北的满洲里、齐齐哈尔;在国外,东边有日本神户、横滨、东京、大阪和朝鲜的仁川,北边有恰克图、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南边有新加坡、印度的加尔各答等等。山西货币商人,包括经营当铺、钱庄、印局、账局和票号等金融企业的商人,在明清时期,尤其是在清中叶已经有了很大的金融创新。他们与意大利伦巴第商人创造伦巴第银行业务一样,在中国金融史上曾有过重要的贡献。这种创新对现代金融不仅具有前驱意义,而且对现代金融创新的启示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1912年11月,梁启超先生在北京对山西银行业界的一次演讲中谈道:“英之金钱商,与吾之炉房类,姑且不论。若以意大利自由都府之钱商与吾票号较,则其相类处有四”,一是与商业企业往来不少,但吸收官款存放,并与帝王贵族往来者居多;二是利用各地币制不一平砝的差异,压平擦色,从中渔利;三是出票慎重,信用卓著;四是同时发生在十七世纪以前,时代背景相同。
1.山西银行的金融工具创新。在中国,9世纪(唐后期)使用汇票。明末清初,票据有以下几种:①凭帖——本票;②兑帖——本铺出票另铺兑现;③上帖——当铺钱庄之间相互协议兑现;④壶瓶帖——不兑现支票;⑤上票—非钱庄出的凭帖,信用较差;⑥期帖——远期期票,以赚利息。凭贴、兑贴、上贴、上票、壶瓶贴和期贴这六种信用流通工具,在清中期已在中国北方普遍行使。前三种是见票即付现款,如同现金;后三种不一定立即付款,易生纠葛。清道光皇帝曾下令准许行使前三种,禁止行使后三种,事实上禁而不止。对于筹集长期资金的信用工具,意大利在15世纪出现过可转让股票的合伙组织,后在英国等地传播,但直到17世纪这类股票还是海上冒险之后还本付息。17世纪中期,真正的股份公司才正式发行不兑现的股票,并可以到交易所去买卖。18世纪中期在中国也有了股票的发行与交易。1883年的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金融危机,其导火线与其说是胡雪岩的生丝投机,不如说是外商炒作开平煤矿股票(见拙文《亚洲金融危机是不是亚洲奇迹的终结》,《经济一体化的延伸与超越》,中国商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2.山西银行的金融机构创新。山西商人创立了从事消费信用的机构——当铺;创立了对贫民放印子钱的印局(一般按日或者按月计息,每归还一次,盖一次印,故名印子钱);创造了专门办理放贷取息的信用机构账局;创造了专门从事钱银兑换业务的钱庄;创造了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汇兑庄——票号。随着金融交易的发展,这些从事单一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相互学习,走上了存款、放款、兑换、汇款等业务的综合经营。如果说从事存款、放款、兑换、汇款的机构是银行业,那么我们可以列出早期的主要银行机构。
1069年潞州交子务成立,河东路流通。
1151年金发行交钞。1160年户部发行会子。
1173年金设立流泉(政府公典)。
18世纪初,大盛魁印票庄开张。
1731年北京设立官钱局。
1736年(乾隆元年)张家口设祥发永账局。
1737年北京开设官钱局10所,以平钱价。
这些金融机构,比1408年(明永乐6年)在热那亚成立圣乔治亚金库、1609年(万历37年)阿姆斯特丹银行并不晚。到1853年,仅北京城的账局就有268家,其中山西商人经营账局的就有210家。
3.山西银行的金融业务创新。他们创造了转账结算、票据贴现、旅行支票、银行轧差清算、货币交易市场、银行密押等等。下面列举几例。
据《绥远通志稿》记载,内蒙古地区的商品交易,“在有清一代,在现款凭贴而外,大宗过付,在拨兑一法。……拨兑之设,殆在商务繁盛之初,兼以地居边塞之故,交易虽大,而现银缺少,为事实之救济及便利计,乃由各商转账,借资周转。历年既久,遂成金融不易之规,且代货币而居重要地位”。拨兑之外,还有谱银,“商市周行谱银,由来已久,盖与拨兑之源流同。其初以汉人来此经商至清中叶渐臻繁盛,初仅以货易货,继则加用银两,代替货币,但以边地银少用巨,乃因利乘便,规定谱银,各商经钱行往来拨账,借资周转,此谱银之所勃兴也。虽其作用类似货币,而无实质,然各商使无相当价值之货物,以为抵备,则钱行自不预互相转账,其交易即不能成立。……拨兑行使情状,亦与谱银相类,所不同者,仅为代表制钱而已”。所以当时银两转账为谱拨银,铜制钱转账为拨兑钱。但不要忘记,内蒙古呼和浩特银钱商人,基本由晋商垄断,其转账结算办法,《绥远通志稿》讲“悉照内地习惯”。可见内地转账办法要早于呼和浩特市场。
银行同业的短期资金交易市场,起源于何时,史料说明,最迟清代已经有了一定规模。还是《绥远通志稿》说,当时呼和浩特“向例”在市口交易。“每日清晨钱行商贩,集合于指定地点,不论以钱易银,以银易钱,均系现行市,逐日报告官厅备查,各钱行抽收牙佣,均遵章领有部颁牙帖、邀帖,……谓之钱市”。“为便利计,故有钱市之设,按市面之需要定银分及汇水之价格,自昔至今,一仍旧贯。”在这种钱市上融通短期资金的“银钱业商人,以山西祁(县)、太(谷)帮为最,忻(州)帮次之,代(州)帮及(大)同帮又次之,故其一切组织,亦仿内地习惯办理”。这种银钱交易市场,也是山西货币商人的创造。
山西票号汇兑,其汇票有见票即付,还有见票过几日再付两种。如果汇票已到,按汇款时商定的兑付时间未到,则不能提款,如果要提前支取,需交纳一定的费用,即如今的期票贴现。这一制度的运用,为工商企业提供了方便,为金融企业提供了生利门径,可见票据贴现在中国发生较早,不过发展并不太快。
清代顾客外出旅行,假设由重庆至上海办货,可将一定数额的旅费,如将一千两白银交给票号重庆分号,重庆分号开出一张汇票,当途中经过汉口、南京,需要提取部分现银,到上海后全部提出使用。重庆分号即通知汉口、南京分号(或联号),说明汇款人(亦即提款人)的姓名,待汇款人到汉口后,可到指定分号提款若干,汉口分号在提款人手执汇票上记录提款若干,下余若干。到南京亦如此,直到上海提毕,由上海分号收回汇票。这种办法,如同现在的旅行支票或信用卡。足见当时山西货币商人的信誉和服务技术之水平。
山西货币商人在明清时期发展了唐代“飞钱”,创设专营异地汇兑的金融机构汇兑庄。他们在营业中为了减少现银运送,也为了扩大存贷款业务,对汇兑制度不断创新,采用了逆汇办法,减少现银异地调拨,节约了大量的流通费用。据《东方杂志》1917年第14卷记载:“倒汇:中国此种汇兑,向所未有,至近年与外国通商,关系密切,内地市场间之贸易随之而盛,汇兑之种类不得不因之变化。……倒汇之手续亦别无烦累,……有信用之商人立一汇票,交于票号,票号即买取之,送交收兑地之支店,索取现金。”顺汇和逆汇之区别在于,顺汇是甲地分号收款,乙地分号付款。逆汇则是存放汇联系,如乙地分号先收款,甲地分号后付款,是汇兑与贷款结合。如乙地分号先付款,甲地分号后付款,是汇兑与存款结合。此种逆汇,不仅收取手续费,还计利息。这样,一是满足了商人异地采购急需款项的需求;二是减少了票号资金闲置,增加了利息收入;三是减少了异地现银运送,被称作“酌盈济虚,抽疲转快”。
山西票号“汇通天下”。但是,各地分支机构相互之间在一定时间之后总会发生汇差,我欠人,人欠我。如何处理汇差?当时是“月清年结”两种账,由分号向总号报账均以“收汇”和“交汇”两项分列,既有细数,又有合计,均按与各分号和总号业务清列。总号收到报来的清账,核对无误后,将月清收汇和交汇差额分别记入各分号与总号的往来账,收大于交,差额为分号收存总号款项数;交大于收,差额为总号短欠分号款项数,互不计息,因全号实行统一核算。这种办法是现代银行清算相互轧差办法之源。
4.山西银行的金融管理制度创新。山西银行创造了金融企业管理的两权分离制度、人力资本股份制度、资本充足率制度、防范金融风险的风险基金制度等等。
想经营金融企业的财东,“将资本交付于管事人(大掌柜)一人,而管事于营业上一切事项,如何办理,财东均不闻问,既不预定方针于事前,又不施其监督于事后”,就可以等待到期分红了,“此项实为东方特异之点”(《中外经济周刊》,192574日)。
山西商人创造了人力资本股制度,将职工人力作为资本而顶股,与货币资本股一起参与分配,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出钱者为东家,出力者为伙计,东伙共商之。有不少晋商企业后期人力资本股超过了货币资本股,职工成了企业主人。
山西银行为了保证资本充足率,有倍股、厚成和公座厚利的规定。倍股是在账期分红后,按股东股份比例,提交一部分红利留在企业参加周转使用,以扩大经营中的流动资本;厚成即在年终结算时,将应收账款、现存资产乘以一定折扣,使企业实际资产超过账面资产;公座厚利是在账期分红时,在财东银股和职工身股未分配之前先提取利润的一部分作为“公座”,以便“厚利”。这些办法,都是为在资本经营中尽可能扩大流动资本,保证资本充足率。
银行资本在经营活动中常常会遇到各种不同风险,发生亏赔倒账问题,这不仅会影响银行利润,甚至还会危及资本安全。为了防御风险,票号设计了一种“预提倒款”以防御风险的办法,也叫“预提护本”。要求在账期分红时,不能只顾分红,不管未来有无风险,规定从利润中预提款项“撇除疲帐”,以防止“空底”,设置经营安全防线,把风险减少到最低点。
为了异地汇款所用汇票的真实而不发生假票、伪票冒领款项,票号使用只能在总号统一印制有暗记的“会票”,内加“水印”,如日升昌票号汇票水印为“日升昌”字,蔚泰厚票号汇票水印为“蔚泰厚”;书写汇票,专人书写预留备案,各号收到汇票,与预留字迹核对无误,方可付款;汇票需要加盖印鉴,印鉴正中多为财神象,周围用蝇头小字刻写古文:汇款金额、时间,均设有暗号,汇款人、持票人是无法知道的,只有票号内部专人才能辨别真假。暗号编成歌诀,如12个月暗号为:“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一个月30日暗号为:“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必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110的数码暗号为:“赵氏连城壁,由来天下传”;万、仟、百、两暗号为:“国宝流通”。如“三月五日伍仟两”即写“假薄璧宝通”。
5.山西银行业对中央银行制度的创新。明清时代大批在全国各地以至国外从事金融业务的金融企业,为了行业协调和管理,他们自发地创造了同业行会,而且发展到能够管理、监督、约束以及仲裁同行纠纷的组织,如包头有裕丰社,归化城(呼和浩特)有宝丰社,大同有恒丰社。《绥远通志稿》记载:“清代归化城商贾有十二行,相传由都统丹津从山西北京招致而来,成立市面商业。……其时市面现银现钱充实流通,不穷于用,银钱两业遂占全市之重心,而操其计盈,总握其权,为百业周转之枢纽者,厥为宝丰社。社之组设起何时,今无可考,在有清一代始终为商业金融之总汇。”“社内执事,统称总领,各钱商轮流担任。”由于钱市活跃,转账结算通行,宝丰社作为钱业之行会,“大有辅佐各商之力。”“行商坐贾皆与之有密切关系,而不可须臾离者也。平日行市松紧,各商号毫无把握,遇有银钱涨落,宝丰社具有独霸行市之权。”宝丰社可以组织钱商,商定市场规程,监督执行,如收缴沙钱,销毁不足价货币铸成铜碑,昭示商民不得以不足价货币行使市面,确保商民利益等。尽管没有垄断货币发行、代理财政款项收解,但它有类似“银行的银行”和管理金融行政的职能,可以说是中国早期中央银行制度的雏形。
四、山西银行与白银贸易
在这场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中,山西银行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这就是推动了白银贸易的发展,使中国普通商品大量出口,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商品化、货币化、国际化。
为了说明问题,下面简要谈谈白银货币的流向流量。
1.从美洲流到欧洲:1500-1650年从美洲合法运到西班牙黄金181吨。走私更多。1500-1650年从美洲合法运到西班牙白银16886吨。
2.从欧洲流向近东和远东:欧洲与印度、中东的贸易是入超,欧洲人用白银来支付。西班牙16世纪80年代在远东净流出100万西班牙达克,90年代为每年150万达克;英国1601-1624年东印度公司向远东流出的白银在75万英镑以上(约250万达克),17世纪后急剧上升;荷兰1618年输出不到150万达克,1700年为125万达克。1600年前后欧洲与近东、远东贸易每年净流出白银8万公斤。
3.从各国流到中国。中国长期实行银铜平行本位,白银货币为称量货币,银元宝、银锞子每次交易均因平色不一交易很麻烦。1570年西班牙本洋经吕宋流入中国。163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船只来到中国。外国银元大量进入中国,受到中国民间的欢迎。17-18世纪(万历28年——嘉庆5年),外国白银流入中国的渠道和数量大致如下:
1)西班牙——美洲——马尼拉——中国。“西班牙人用他们在现在玻利维亚、秘鲁和墨西哥的矿藏及其丰富的白银,去购买各种各样的中国产品。在一个贸易兴旺的年份,白银经由马尼拉流入中国之手的数额总共在……200万两左右。如果平均每年输入100万元(西班牙元),那么到19世纪初总数至少有2亿元((美)郝延年:《中国近代商业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页)。
2)欧洲——印度——中国。这是由东印度公司和其他散商的船只运送。17-18世纪白银从欧洲流向亚洲,有5亿元流到中国(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92页)。
3)美国贸易商人——美国、西班牙——中国。在1844年《望厦条约》签订前,有1.5亿元是这样流入中国((美)郝延年:《中国近代商业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页)。
4)葡萄牙——日本、澳门——中国大陆。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有1.5亿元。根据中国海关统计,1842-1912可能还有3亿元运抵中国(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92页)。
以上总计13亿元。其中有1亿被迅速销熔,2亿用于向外国购买鸦片,1亿在清末销熔,净余9亿元。若按每元有20分外国辅币,又有1.8亿元,这样外国白银货币就有10.8亿元(郝延年:《中国近代商业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页)。
附图
根据佛兰克:《白银资本》使用资料列制。
另外,有3000吨到10000吨,甚至可能高达25000吨白银是从美洲直接通过太平洋运到亚洲;而这些白银的绝大多数也最终流入中国(同上)。
除上述外,日本至少生产了9000吨白银也被中国吸收。这样在1800年以前的两个世纪里,中国最终从欧洲和日本获得了近48000吨白银,可能还通过马尼拉获得了100000吨甚至更多的白银,另外还从东南亚和中亚地区以及中国自身获得了一些白银。这些加起来,中国获得了大约60000吨白银(参见佛兰克:《白银资本》第3章)。
上述这些数字,虽然并不是很准确的,到底有多少白银流入中国,谁也很难作出结论。但是,中国有大量的白银净流入,这应当是不争的事实。
在这长达3个世纪的商业革命中,中国经济卷入了国际化浪潮。在这场国际贸易中,中国的白银货币净流入,这意味着中国的商品净输出。我们有理由说,中国商业革命与中国明清各大商帮的关系是密切的,是各大商帮推动了中国商业革命。中国的金融革命与山西票号的关系是密切的,是山西票号或称山西银行推动了中国的金融革命,启动了中国经济国际化的阀门。中国明清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与欧洲的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是平行发展的。
五、中西两个革命的不同后果
1500年以前,欧洲和中国一样还是农业社会,甚至农业水平比中国还低。经过1500年到1750年的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欧洲各国先后发生了工业革命,走进了工业社会,现在进入了后工业经济时代。但是,中国在比较先进的农业社会基础上,经历了同样的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为什么到19世纪中期还没有看到工业化的影子,到19世纪60年代才勉强看到以工业化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又很不成功,竟然落入半殖民地社会,到20世纪20年代就连山西票号这样的金融机构也垮台了,中国的工业化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真正发展起来,这是为什么?
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曾经创造了世界农业经济时代的辉煌,也曾经创造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的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的伟大业绩,而工业经济社会的曙光却迟迟不能露出地平线,让欧洲走在了前头,而且距离越拉越大。造成这一历史事实的原因,从戊戌变法到现在,已经讨论了一个世纪,我认为有两点特别需要强调:首先,欧洲多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这是一场针对落后的农业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对神权的清算,是对人权的张扬,是对科学的祟尚,进而造成人性的解放和技术的进步、保护和推广,加上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所带来的国际交流、资本积累和企业组织制度的创新,工业的进步是不可以阻挡的。而中国的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封建伦理和没有经过冲击和升华的传统儒教思想,长期占居主流社会和统治地位,没有得以清算,自然人的解放、社会的开放就很难,天朝帝国居高临下,商人阶层无法进入主流社会。其次,由于上述原因决定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创新,中国始终比欧洲艰难,分散多元的欧洲小国的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显然要比权力高度集中的大国经济社会的制度创新要容易得多。清朝晚期没有可能为中国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提供任何条件。没有人和思想的解放就没有经济社会制度的创新,没有经济社会制度的创新就没有工业革命的环境和条件。这些话,并不是本文的主题,还是回过头来说山西票号的垮台。
山西票号在辛亥革命后迅速垮台的原因,说法很多。有人说是外国银行的入侵使山西票号失去了市场,让外国人挤垮了;有人说山西票号没有按现代银行办法改造成股份制银行;有人说山西票号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均是农商,没有现代眼光;有人说山西票号与政府结合过于密切,政府垮台它也垮台,等等。这些原因都有道理,特别是山西票号是随着商业的发展而产生,随商业的发达而发展,是建立在商业的基础上的。但是在后期,尤其咸丰、光绪朝,它与官吏和政府结托,大揽政府金融业务,轻视商业金融,走向异化,导致与意大利热那亚银行、荷兰阿姆斯特丹银行一样走向垮台。我自己也有多篇文章谈到这个问题(见拙作《金融贸易史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现在看来,如果找一条最主要的原因,我认为是山西票号没有与时俱进的金融制度创新。山西票号的产生是金融制度的创新,山西票号的发展也是金融制度的创新,但是自从将视野盯住官场,与政府和官吏结合可以很容易地获得丰厚利润后,通过金融创新去寻求发展就显得不再重要了。按当时的情况,票号在金融工具、银行账务、资金来源、资金调度、组织管理、企业制度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改革空间,假如能抓住改革机遇,进行制度创新,跟上时代的变化,山西票号的某些企业可能失败,但山西票号或山西银行决不会全军复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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