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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类毕业论文:中国元代法制史探讨

2019-03-24 09:01:00
来源:湖南自考网

       每年的毕业论文都是令众多考生头痛的一件事,湖南生网小编为法学类专业的考生,收集整理了“法学类毕业论文中国元代法制史探讨”,以供考生参考。毕业论文不会写》》》》论文保过

        摘要:元代法制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元史研究中的薄弱领域。20世纪80年代之前, 中国元代法制史研究成果甚少, 日本曾一度为元代法制史研究中心;近年来, 中国元代法制史研究发展迅速, 研究成果远超日本, 但仍没有摆脱其在元史研究中薄弱的地位, 呈现出不均衡发展特征。其不均衡特征与实证史学、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以及对其研究需具备多方知识有关。

        关键词:元代; 法制史; 研究; 不均衡;

        Abstract:The research on the legal system history of Yuan Dynasty in China is the most weakest field of research on Yuan Dynasty history.Because the center of the research on the legal system history of Yuan Dynasty was in Japan before 1980 and is in China now, there is a disproportion in the research on the legal system history of Yuan Dynasty in China.The dispropor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monstration historiography, the ideology of the class battle and possession of much knowledge.

        Keyword:Yuan Dynasty;legal system history;research;disproportion;

        元代 (1206—1368年) 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时代, 与中国历代王朝相比, 其法律制度包涵了更加丰富的社会化内容, 是元史研究中较难的领域。又因受到学术风格和意识形态的不利影响, 在中国元史研究中, 元代法制史研究一直处于薄弱地位。本文重点介绍中国元代法制史研究状况, 归纳中国元代法制史研究的特征, 探究其特征产生的缘由。

        1 元代法制史研究状况:不均衡发展

        中国元代法制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元史研究中的薄弱点。20世纪90年代初, 台湾学者萧启庆在谈到大陆学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40年里关注和研究元代史时, 言:“大陆的元代法律研究, 仍在起步阶段。”“直至十年前, …… (法律) 可说是大陆元史研究的空白点。”[1]随后, 他在谈到海峡两岸学者关注和研究元代史时, 又言:“法制向来是元史研究的薄弱的环节, 近来研究亦不多……在制度史范畴内, 政治研究最为突出, 军制次之, 法制之研究仍甚薄弱。”[2]1999年, 我国著名法制史专家张晋藩、韩玉林主编出版了《中国法制通史》元代卷, 在该书的序言中, 曾经对元代的法制史研究状况作了形象的比喻:“元代法制史这一研究领域, 是一片未被全面开垦的处女地。”[3]本世纪初,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刘晓在《元史研究》中又一次道白:“法制史一直是元史研究中非常薄弱的领域。”[4]122以上诸家对元代法制史研究的评价如出一辙, 道出这样的事实:元代法制史在中国研究的总体状况并不令人满意。

        纵览元史研究的学术史可知1, 20世纪上半叶, 中国仅有翁独健、吕振羽等少数学者发表过有关元代法制史研究的文章。新中国成立后至1979年30年间, 唯有施一揆、台湾袁冀等撰文论述元代法律。80年代初期, 高娃、丁国范、杨国宜、石磊对元代法制史发表过论文, 但他们的论文又“大都为总体性叙述, 缺乏深入的研究”[4]48。总之, 至少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 对元代法制史研究的忽视是在中国元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普遍现象。

        由于元史具有世界性, 元史的研究引起世界诸多国家学者的广泛兴趣, 尤其是在法制史的研究上, 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曾经以极大的热情去探究。在中国学术界长期忽视元代法制史研究之时, 欧美、日本的历史学家和法律史专家在对元代法制史的研究上, 取得一些令人称羡的研究成果。在欧美, 以梁赞诺夫斯基、拉契涅夫斯基、美籍华人陈恒昭、兰德彰、波波夫、维尔纳德斯基、阿雅伦、大卫·摩根等人为代表, “大扎撒”、元初立法是其主要研究对象2。在日本, 代表人物有高岩、安部健夫、岩村忍、吉川幸次郎、宫崎市定、小林高四郎、仁井田升、冈本敬二、丹羽友三郎、音濑香、植松正、田中谦二, 村田治郎、浅见伦太郎、小竹文夫、大薮正哉, 其中安部健夫、宫崎市定、植松正仁、仁井田升四人成绩最大, 最为有名, 《元典章》、《大元通制》、《元史·刑法志》等为其主要研究对象3。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前, 就元代法制史研究的发展态势而言, 研究元代法制史的中心不在中国, 而是在海外。欧美、日本两者相较, 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间, 日本在元代法制史研究领域有一个强有力的研究群体, 成果更为集中、突出。

        因此, 可以说, 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间, 日本为元代法制史研究中心。

        值得庆幸的是, 从20世纪80年末期起, 中国元代法制史研究开始出现新气象。80年代末, 黄时鉴、姚大力、陈高华等人开始对元代法律某些领域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写出了至今仍然熠熠生辉的元代法制史研究佳作。490年代, 在张晋藩、韩玉林、奇格、吴海航、舒炳麟等人的推动下, 元代法制史研究进一步发展, 出现了研究专著。5近年来, 随着中国元代法制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张长利、赵文坦、杨德华、胡兴东、刘晓、李明德、霍存福、刘和惠、杨选第、叶新民、周绍明、柴荣、薛思孝、曾代伟、李淑娥、魂簇、张群、刘长江、王风雷、桂栖鹏、胡兴东、铁木尔高力套、白翠琴、王旭、郭晓英、王东平、田莉姝、任崇岳、刘向明、张全明、王杰、徐忠明、杨淑红、郝时远、徐适端等人也发表一系列元代法制史研究的文章, 探究的领域极其广泛, 涉及到元代法制的各个方面。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 在近30年里, 中国元代法制史研究论文不下60篇, 各类书籍5部, 其成果远远高于上个世纪文革结束前80年里的成果, 也远超同时期的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起, 当中国元代法制史研究开始出现新气象时, 海外元代法制史研究已不再繁荣, 除大卫·摩根、罗亦果等人外, 元代法制史研究在欧美和日本已经几乎无人问津。近年来, 就元代法制史研究成果的数和质而言, 成果最多、水平最高均在中国, 而非海外。当今, 日本研究中心已不存在, 元代法制史研究的中心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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